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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不到最后不罢休

2014-01-17 21:08:00
bjshui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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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认为,人类只要不干涉动物的行为,不做侵害它们的事情就是在保护它们。但是,更多人呼吁,保护动物需要人类的主动干预,也就是说,人类需要给予动物直接的帮助。对于濒危物种,人类要不要伸出援助之手?
■本报见习记者 赵广立
近日来,“昔日‘虎女’异国官司再爆华南虎捐款使用内幕”的消息又一次将全莉拯救华南虎的项目推向质疑的漩涡。该项目自运作之始直至今日都是毁誉参半,质疑者除了担心华南虎远赴南非后能否重新回归中国之外,对该项目能否获得稳定资金支持也表示深切担忧,因为任何野生动物保护项目不仅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更是耗资巨大,华南虎尤甚。
在《三联生活周刊》2007年的一篇报道中,全莉称“野生动物保护基本上是一个无底洞……到现在这个项目已经投入了1000万美元,绝大部分资金都来自全莉夫妇的个人收入”。
濒危野生动物值不值得人们下这么大气力保护?有人援引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认为,自然界中“适者生存”,这些濒危动物是不是不适合当前的地球生态环境了?人们是不是从此刻起只要不滥杀乱捕、注意保护环境,不再干预,任由它们自生自灭就可以了?
况且,即使人们费尽周折,也难以改变一些濒危物种消失于地球的命运。
濒危野生动物,还值不值得人们“不到最后不罢休”式的拯救?
濒危动物真的不适于生存在地球上了?
人类导致濒危动物变成“不适者”
“如果不是人类的破坏,它不会濒危。” 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WCS)中国项目主任、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解焱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人为对野生动物生存环境的破坏,包括丧失栖息地、外来物种入侵和无节制地猎杀,是野生动物濒临灭绝的头号敌人。”
《无人区》中提及的游隼是兼具美丽和速度的优秀鸟类,它们的身姿曾经出现在除南极洲之外的几乎所有地区,尤以欧洲和北美居多。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格兰南部的许多游隼因为对信鸽构成威胁而被大量捕杀。战争结束后,仅在苏格兰的边远地区,游隼数量还能够得以维持。遗憾的是,由于战后的农业生产中大量使用剧毒的有机氯杀虫剂,游隼数量进一步急剧下降。
与游隼有着类似悲惨命运的濒危动物不在少数,中国的长江江豚、白鱀豚,北美大草原上的黑足鼬、百慕大圆尾鹱(亚热带海燕)等等,不胜枚举。
“不能说这些物种不适应现在的生态环境了,要说不适应,那就是不适宜人类搞砸了的生态环境。”解焱举例说,“有人说‘大熊猫都已经是活化石了,是不是不适于继续生存了’,那我们看到它们在受到保护的区域,可以生活得非常好。怎么能是不适者呢?”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蒋志刚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指出,野生动植物濒危有两种,一种是进化濒危,一种是生态濒危。进化濒危指的是某个物种的确进入了“衰亡期”,它们有可能进化,也有可能灭绝,只不过这一进程在人类主宰的今天更为剧烈。
“但大多数属于生态濒危。”蒋志刚对记者说,短短几百年内人口增长过快,迅速占据大部分地球表面,“环境污染、掠夺资源造成许多野生动植物生态濒危。”
人类生活于石器时代的祖先就已经开始狩猎和捕杀动物——但是那些非常原始的石头工具是很难进行有效捕猎的,但是现代人类对动物的威胁则远远大于前人,如果不是现代人类的干预,毛里求斯岛上的渡渡鸟(以及无数其他生物)现在应该仍旧存活于地球上。它们在陆地上安全生活了很长时间,以至于丧失了飞翔的本能,也正因如此它们被人类吃光了。
“这些物种和它们生存的环境之间有着上百万年的协同进化史,如果不是人类的行为,濒危的可能性要小很多。”解焱说。
世界动物保护协会科学顾问孙全辉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进化虽然时刻都在发生,但形成一个更加适应环境变化的新物种却需要漫长的时间,通常需要上万年甚至是上百万年。
一个世纪前,人类社会一度被人类中心主义至上的价值观主导,其对环境和我们自身造成的伤害和遗留的恶果至今依然存在,这也正是大量物种快速濒危和灭绝的根源所在。“我们跟其他物种已不在同一起跑线上,简单套用进化论的做法,只能被看作是推卸责任和狂妄自大。”孙全辉说。
英国生物学家珍·古道尔曾在书中写道:“当我还是一个小女孩时,我可能会原谅库克船长和那个时代的人们(导致了渡渡鸟的灭绝),因为他们对于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一无所知。在那个时代,地球上大多数地方尚未开发,而且当时人口也很少。但是,如果现在的这个小女孩75年后发现,地球上大多数动物都消失了,她将不会原谅那些破坏行为。”
拯救的不只是濒危野生动物
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农业虫害鼠害综合治理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动物生理生态学研究组组长王德华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涉及濒危动物的保护,可能牵扯到大量的财力物力,是否必要,取决于国家财力的问题,至于做到什么份上,“要量力而行”。
《物种起源》译者、美国堪萨斯大学生态学与进化生物学系教授苗德岁认为,在濒危物种的保护上,诸如保护大熊猫等小范围的措施无可厚非,但人能够做到的还非常有限,“有可能重新回到它们最繁盛的时期吗?人是绝对没有那个能力的,所以我们往往高估了人类的干预”。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蒋学龙则表示,人类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有能力有精力去拯救那些被逼到灭绝边缘的野生动物。
“拯救濒危动物的象征意义远大于所能看到的实际意义。”蒋学龙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如果人类仍然认为自己是万物之灵的话,就不应该眼看着其他动物濒临灭绝而任由其自生自灭。
今天,人类凭借高度发达的智力早已把其他动物远远抛在身后。我们似乎不仅掌握着自己的命运,甚至还掌握着其他生物的命运。
蒋志刚认为,对于生态濒危动物而言,应想办法减弱人类的威胁,比如建立自然保护区,限制保护区内人类对动物资源的利用和开发,保护当地的生态系统和物种。
解焱告诉记者,经过百万年的协同进化,濒危物种在生态系统中已经建立了它的地位和关键作用的角色,拯救濒危物种绝不是简单地对某一物种的保护。
老虎即是一例。“虎是生态系统中最高的捕食者,曾在中国大部分地区都有分布,它们对维持生态系统的健康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解焱说,东北虎有个外号叫“猪倌儿”,指的是有东北虎在,山上的野猪就不会去骚扰当地居民。
“可见老虎对于维持生态系统健康方面有积极的作用,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解焱说,拯救濒危物种不仅仅是保护某种动物,更是试图去恢复某一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转,“其价值远远大于拯救濒危物种本身”。
孙全辉告诉记者,前不久,全国人大将施行了20多年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列入今年的修法议程。“这部法的修订能否突出野生动物的生态价值,而不是单纯强调它们的资源价值,让我们拭目以待。”
蒋志刚认为,即使对于属于进化濒危的物种,人们也应该采取保护措施,如人工繁殖后放归至适宜栖息地,或者保存他们的生殖细胞、体细胞等。
“为什么要这么做?在数万甚至百万年的进化中,这些物种都会有一些特有的基因,作为一种特殊的基因库,它们有着与生态相适应的进化价值。”蒋志刚说,“而如果一旦消失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蒋志刚同时指出,当今物种保育的议题,已经不再仅仅停留在生物学层面,还交织着政治、经济、外交、伦理等各方面的因素,“之所以有些物种的保护开销很大,人们也不遗余力地开展拯救措施,这跟国际合作、伦理舆论有关,毕竟保护符合大多数人的心愿”。
保护需凝聚更多力量
尽管许多人为拯救濒危物种付出了不懈的努力,但不容忽视的现状是,在一些物种的挽救上,即使花大力气,最终的成效也并不好,有可能徒劳无功。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人们竭尽全力拯救的那些濒临灭绝的物种,在之后重新放归大自然后,这些物种在完全没有人类管理的情况下很少能存活下来——比如辛苦繁育出来的黑足鼬在放归草原之后,很可能成为某只草原狼的盘中餐。
王德华认为,放归环节成功与否,取决于动物能否重建平衡的生态关系。
“平衡是可以打乱的,但需要有能力建立一个新秩序。如果不能建立和谐的生态关系,前景就不乐观。”王德华对记者说,“适应是最大的问题——是对现有生态关系的新适应,因为环境一直在变。”
王德华转而指出,迄今已经出现很多奇迹,如大熊猫、新疆野马、扬子鳄等的保护项目目前都已取得了不错的进展。
我国特有的珍稀动物扬子鳄,曾经一度濒临灭绝。但近年来在政府支持下,人工繁育放归扬子鳄的项目一直进展良好,目前IUCN名录中的扬子鳄有望从红皮书的“极危”降低到“濒危”等级。
然而,虎的拯救项目显然比扬子鳄复杂得多。解焱告诉记者,一头雌性东北虎需要的空间约为450平方公里,方圆2000平方公里的自然保护区都不足以提供足够数量的东北虎繁衍生息。
“为什么有的保护项目徒劳无功,要深刻分析原因是什么。”解焱指出,以植树造林为例,我国是全世界种树最多的国家,“种了那么多树,但我们的生态依然非常糟糕,也许我们的方法不对——人们在种树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树种对野生动物的影响吗?恐怕不是”。
野生动物保护存在类似的状况。解焱对记者说:“我们的保护是不是做到了我们希望的那样?虽然有《野生动物保护法》,但为什么经常有报道偷猎、吃鸟的行为?野生动物保护工作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仅靠几个保护主义者、保护职能部门的努力是不够的。”
目前,农业生态系统遭破坏程度最高。解焱举例说,草场常用投毒的方法控制鼠害,岂不知以老鼠为食的动物也遭到毒害;农业部拨款支持牧民修围栏,这限制了草原野生动物的迁移,后果不堪估量;农业病虫害基本靠农药,结果就是大范围野生动物的消失;还有过度捕捞、过度放牧、淡水污染……
“发展部门的很多政策都跟野生动物的保护有关联,有时候不是我们保护不力,而是的确没有调动足够的力量来促成这件事。”解焱无奈地说。
(来源:中国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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